[206] 顾颉刚：《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载《西北通讯》，第2期，1947。
[207] 余家菊：《中国教育史要》，142页，沈阳，长城书局，1929。
[208] 《本社第五届年会决议案》，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2期，1947。
[209] 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的裁撤曾引起社教社多名骨干人物关注，认为其不仅仅是一个国立机构的恢复与否，而是政府战后对待社会教育的态度。社教社第五届苏州年会以“临时动议”方式提出，并得到全体社员的“原案通过”决议结果，自我危机感认同达到一致。《四川省立青木关民众教育馆馆长卸接任交接清册》，107-01-1303，1947—1948；《四川省教育厅签送省立青木关民众教育馆职雇员工役领生活费补助名册》，059-01-1972，1946—1948；四川省档案馆藏。
[210] 《社友动态 团体社员》，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2期，1947。
[211] 《中国社会教育社送该社第五届年会决案及调查该社社友服务地点的公函以及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常年大会决议案和中国社会建设协会北平分会章程》，J004-004-00238，1947—1948，北京市档案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