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在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里，对这段经历，有过灵魂剖析。他说：“对这些嘱咐，我一律照办，一律点头。我从此开始了对日本人的百依百顺的历史。并非全是害怕，我的灵魂已经在天津的七年里，就扎进了一种思想里。”
是种什么思想呢？就是对日本人的依赖。溥仪一直坚信，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从最低的生命安全，到最高的复辟清朝，都只有借助日本人的势力，求得日本人的庇护和慷慨。
这些执念，一是因为溥仪身边王公大臣们的精神输入，心里只有复辟思想。再也是因为这么多年的辗转迁移，溥仪身边没有强硬的势力，他的臣子们都和日本人亲近，从表面上来看，日本人帮助了他一次又一次，从最初搬出紫禁城到北府，到日本使馆，到天津，到旅顺，全是日本在“帮助”他们。
一边是大臣们还在鼓励他要沉着，要学晋重耳，汉刘秀，要树立信心，相信有一天一定会复国。一边还是日本人的洗脑，表示一定会帮他。在这两重鼓励下，溥仪就真的相信了，这次的“执政”，不是丧失主权的侮辱，而是“通往皇帝宝座的阶梯”。
溥仪终于在东北当上“执政”了，虽然不是他想要的皇帝尊号，可他还是满含希望地认为，一年后他就可以真正地“龙归故里”，恢复帝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