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在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里,对这段经历,有过灵魂剖析。他说:“对这些嘱咐,我一律照办,一律点头。我从此开始了对日本人的百依百顺的历史。并非全是害怕,我的灵魂已经在天津的七年里,就扎进了一种思想里。”
是种什么思想呢?就是对日本人的依赖。溥仪一直坚信,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从最低的生命安全,到最高的复辟清朝,都只有借助日本人的势力,求得日本人的庇护和慷慨。
这些执念,一是因为溥仪身边王公大臣们的精神输入,心里只有复辟思想。再也是因为这么多年的辗转迁移,溥仪身边没有强硬的势力,他的臣子们都和日本人亲近,从表面上来看,日本人帮助了他一次又一次,从最初搬出紫禁城到北府,到日本使馆,到天津,到旅顺,全是日本在“帮助”他们。
一边是大臣们还在鼓励他要沉着,要学晋重耳,汉刘秀,要树立信心,相信有一天一定会复国。一边还是日本人的洗脑,表示一定会帮他。在这两重鼓励下,溥仪就真的相信了,这次的“执政”,不是丧失主权的侮辱,而是“通往皇帝宝座的阶梯”。
溥仪终于在东北当上“执政”了,虽然不是他想要的皇帝尊号,可他还是满含希望地认为,一年后他就可以真正地“龙归故里”,恢复帝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