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主体意识的强化。词同诗一样长于抒情，但苏轼以前的传统词所抒之情不是创作主体独特的自我感受，而是带共性的情感，诸如男欢女爱、相思离别、叹老嗟悲等；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往往不是作者自我，而是没有确切指定性的他人或“共我”，即使是抒发自我之情，也多是假托佳人思妇之口出之。而苏轼的大部分词作则是表现主体意识，词的抒情主人公就是作者自我；写自我之情，也以我之口吻声气出之，从而生动具体地表达出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抒发自我政治的和人生的理想。在苏轼词中，词人为了摆脱自我对于理想和现实、进取与退隐的内心矛盾冲突而采取的超越自适的人生态度，都得到了多角度多侧面的突出表现。如《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就宣泄出他青年时代“致君尧舜”的远大抱负无法实现的牢骚愤懑。《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以月夜中的“缥缈孤鸿影”自况，借以寄托他被贬后孤高自赏、不肯随人俯仰的心绪。《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写途中遇雨这一日常生活小事，抒发自己不畏风雨、泰然自若的旷达情怀。在许多词篇中，作者把强烈的主观意识和感情色彩渗透到写景叙事里，使他独特的感受、广阔的胸襟、倔强的性格以及对人生的达观见识，一一鲜明地凸显出来。词成了作者言志抒怀的工具。金代元好问说“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新轩乐府引》），近人龙榆生说苏轼“悍然不顾一切，假斯体以表现自我之人格和性情抱负，乃与当时流行歌曲或应乐工官妓之要求以为笑乐之资者，大异其趣”（《两宋词风转变论》，《词学季刊》二卷第二号），都注意到苏轼词主体意识的强化，展示了苏轼自我的人格、性情和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