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尽管我的境遇令我不快，但是，我认为完全有理由庆幸自己处于失败的一方，而不是胜利的一方。如果说在此之前我一直不是个最热心的党员，如今在这危急的、处于逆境的紧要关头，我反而开始对自己偏向哪个政党特别敏感。根据对各种机会所做的一番合理的考虑，我看到自己留任的前景比我的民主党弟兄们要好，这实在使我感到有点后悔和羞愧。然而，对于未来，谁不是鼠目寸光的呢？第一个掉脑袋的竟是我自己！
我向来认为，一个人掉脑袋的时刻，不可能恰是他一生中最春风得意的时候。然而，像我们遭遇的大部分不幸一样，如果受害者善于处理已经降落到他头上的横祸，而不是自暴自弃，那么，即使对于这么严重的突发性事件，也会有补救的办法和慰藉。至于我个人的情况，关于慰藉的话题近在咫尺，事实上，在需要利用它们之前，我已经思考相当长的时间了。鉴于我先前对海关公职的厌倦及想辞职的朦胧念头，我的命运倒有点像一个本来抱有自杀念头的人，却出乎意料地遇到了被谋杀的“好运气”。在海关，跟先前在古屋一样，我待了三年。这一任期长得足以使我的疲乏的脑子得到休息，也足以使我戒掉一切旧的思维习惯，为新的思维习惯腾出地方。这三年时间够长的了，甚至太长了，以至于我不能生活在一种自然的状态，而是干着既对人类毫无好处又毫无乐趣的事，并且阻止自己辛勤劳作——这种劳作本来至少可以平息我内心的不安。再者，有关被无礼革职的事，我的这位前任稽查官对于被辉格党党员公认为敌人并没有完全感到不高兴。我在政治问题上的不活跃状态，有时甚至令我的民主党弟兄们怀疑我是不是朋友。我有在人们经常相遇的广阔、宁静的田野上随心所欲地漫步的癖好，而不愿意把自己局限于那些可能会与兄弟分道扬镳的狭窄的小道上。如今，在我赢得了殉难的花冠（尽管再也没有一颗脑袋可以戴它）之后，朋友的疑问该看成已经被解决了。最后，虽然称不上什么英勇行为，但是，当这么多更高尚的人都倒下时，我也随着自己一直心甘情愿与之站在一起的政党的垮台而垮台，这样似乎比继续成为一个孤独、凄凉的幸存者更显得正派些。而且，这也比靠敌对政党的慈悲继续再待四年之后，最终被迫重新表明自己的立场，并格外蒙羞地请求一个友好的政府的宽恕，显得更堂堂正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