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撰述的成就。20世纪的中国史学在历史撰述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2年编制的1900—1980年《八十年史学书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出版）的统计，这81年中出版历史类著作大约12400余种，平均每年出版历史类著作约150种左右。另据《中国历史学年鉴》的统计，1979年历史类著作的出版约170余种，而1994年历史类著作的出版则增加至约750种，足见近十几年来历史类著作出版数量增长的迅速。[4]历史撰述上的辉煌，并不只是指出版数量之大而言，主要还在于它们涉及广泛的历史领域，其中有许多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科学水平，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新发展。对此，林甘泉先生最近所撰《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一文，已有中肯的和比较详细的论列[5]，本文不再赘述。
——历史编纂学的成就。20世纪的中国史学，在历史编纂学上经历了重大的历史性变革。首先，在历史编纂思想上，注重于揭示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内在规律，揭示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社会生产力作为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等。在历史编纂内容上，在传统的纪传史、编年史、典制史、纪事本末史的基础上，开创了各种专史的研究和撰述，如经济史、政治史、民族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文学史、史学史、艺术史、风俗史等，从过去的着重于朝代兴亡为主要内容而发展到对社会制度、社会生活、意识形态方面的关注。在历史编纂形式上，章节体的出现和广泛运用，一方面是它能在容纳历史信息上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和灵活性，一方面也便于广大读者的阅读和理解，这是旧的史书体裁所不及的。当然，单一的章节体也会使多样的历史编纂形式变得单调起来，并且也不能完全适用于表现纷繁复杂的历史面貌和历史进程。近20年来，随着新综合体的创立，史学工作者开始注意到充分继承、发扬传统史书体裁的优点，促进了宏大的历史撰述工程的进行，这在中国通史、清史、太平天国史、民国史的撰述中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