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他在中国发现的重要共识，戈恩评判了教会学校平庸以及其重要性下降的标准。他对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评判也是同样的严厉，自从1913年它就接收了洛克菲勒在中国投资的大部分。尽管现代医学引进了高标准，戈恩宣称成果和投资相比是不相称的，因为其传统的方法在解决中国的真正的医疗和公共健康需求上是不能胜任的。
然而，戈恩对教育和留学归国人员最严厉的批评却是保留的。国外大学的学位在中国被视为通向学术职务的一张门票。能力和效率是次要的。大多数洛克菲勒奖学金受助者一回国就成了难民。因为已不完全是中国人和西方人，所以他们无法使自己融入中国人的生活和工作中。他们在其曾经受训的领域中也不能做出任何贡献。然而尽管这些缺点广为人知，担忧的中国人却不敢说出来或者没有权力去影响必要的改革。基于这种批评，基金会重新定向，将它的支持力量远离了教会学校和出国留学。新目的是发觉中国现存机构的优势，同时使得他们重新适应实际应用，特别是需求最大的农村地区。[37]
共和时期教育的发展和遗产
这就是国际联盟小组准备其评估的环境。通过重审我们确定小组的免责声明（大部分是批评）已经被中国的教育者表达了。但是从他的某个时间点上的横向观点出发，国际联盟小组叙述所不能做的，是衡量中国批判的深度和意义的标尺。事实上，所有的纠正方式都已尝试：从城市大学和中学的课外活动到大量的扫盲运动和农村重建。然而，所有纠正的方式都尝试过了，从城市大学和中学的课外活动到大规模的扫盲计划再到乡村重建。尽管在批评中有一致的共同标准，他们的解决方案总是不同和不协调的。他们的发展也没有超出试点项目阶段（除了短暂地在共产党边界地区，下面一章将有介绍）。目标始终是产生一个完满的工作模型以更大的规模来模仿，但是实验却具代表性地建立在正规学校系统之外并且也几乎影响不到学校。零散处理的做法好像来源于中国对教育基金和管理的承担个人责任的传统——本身是令人钦佩的，但对于建立一个现代大学教育系统完全是不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