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了俄语也就改变了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从那时起，汹涌在法语、德语、英语、意大利语中的思潮，无须过渡，也随波在俄语中澎湃，哪怕在拉丁诸语中是早潮，到俄语已经是晚潮，哪怕晚了一代人，二代人，甚至三代人。经历了尼古拉一世监禁、流放、绞刑的三十年，在俄罗斯，恐怕也只有俄语的词语没有改变自己的性、数和格。
甚至不是隔岸潮声。1827年，赫尔岑和奥迦辽夫在莫斯科燕雀山发出了他们少年的“汉尼拔誓言”。1836年，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是俄语的黑格尔和谢林，斯宾诺莎和笛卡儿，是俄罗斯黎明的消息，或者黎明不再到来的通知。30—40年代，在斯坦凯维奇—别林斯基小组的哲学、文学聚会上，每一个震响过巴黎的法语词语，又一次一次听到了震响莫斯科的俄语回声。那是一场场语言的狂欢。像巴纳耶夫回忆的那样，谁也没有料到，这是青春的最后欢宴，是对最美好的前半生的送别，没有料到我们每个人已站在一条边界线上，在边界的那一边，等待我们的是失望，是同友人的分歧，是各奔东西和预期之外的长别离，以及过早逼近的坟墓……虽然莫斯科小组的“落日时分”也同样冥蒙，虽然人散了，人去了，但是那些带着几代人呼吸、心跳和体温的词语，在他们的别离之外，歧路之外，坟墓之外，甚至失败和背叛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