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形成了以碑派居为主导地位的同时，还有一批兼容碑帖的书家，活跃于清末书坛。他们把碑和帖融为一体，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像何绍基书法初宗颜真卿，得其精髓，后又精研北碑，并吸收了先秦、汉魏碑版的气质和用笔，形成了凝重、奇峭、雅而含蓄的书法风格。其原因就在于他“碑”中有“帖”。晚清时期的书家，虽然主观上尊碑抑帖，但在书法实践中往往碑帖兼顾。像沈曾植，当时他正处在碑学昌盛的时代，他的书法不仅从碑学中汲取了大量养分，而且还涉猎章草，融会碑帖。因此，他的书法在晚清极具代表性。这样的发展格局，促使了清末书坛在继唐、宋之后，再次形成高峰。
（二）晚清碑学崛起的原因
尚碑之风从乾隆、嘉庆时期的初兴，到晚清时期地位真正确立，其原因归结起来大致有二。
一是由于清代中期以来学者畏慑于文字狱，大都转向考据。书家也多沉浸于碑、碣、墓志、石幢、造像、瓦当、钟鼎、甲骨、简牍、秦玺、汉印等大量的考古发现中。这些珍贵文物的发现和出土，使书坛为之震惊。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即激发了他们从中汲取古代书法营养的兴趣，并赋予了它们以新的生命力，为书学发展开启了新契机。到了晚清强烈的政治因素又直接渗入到碑学之中。康有为就曾把鼓吹碑学，融进了自己要求变法维新的政治理想中，他说：“书学与治法，势变略同。”[4]他所攻击的帖学和萎靡的书风，实际上是当时腐朽没落的封建传统意识。因此，前者在考据中间接地发掘了碑学书法的价值，后者则把书法的变革与社会变革融为一体。以此，在相互影响中促进了碑学的形成和书法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