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过境迁，《八十一梦》，无可足称。倒是我写的那种手法，自信是另创一格。《新华日报》曾有几篇批评，谈到了小说的形式问题。
1 当时在息烽设有国民党特务监狱。
生活材料
在抗战期间，大后方的文艺，也免不了一套抗战八股。这个问题，曾引起几次论战。当然，在抗战期间，一切是要求打败日本，文艺不应当离开抗战，这是对的。不过老是那一个公式，就很难引起人民的共鸣。文艺不一定要喊着打败日本，那些间接有助于胜利的问题，那些直接间接有害于抗战的表现，我们都应当说出来。当年大后方时常喊着“讳疾忌医”的这句成语，因此有些从事文艺工作的人，就不注重公式的抗战文艺了。
我向来看得我自己很渺小，没有把自己的作品看着能发生多大的作用。严格地说，不但是我，一切从事文艺的人，应该有这个感想。从国民党执政以来，压根就没有重视过文艺，至多，录用几个御用的政论家，就算没有忽视文艺，一直到最近，他们的这个作风没有改。所以这二十多年来，文艺家为生活所苦，为思想束缚所苦，没有法子产生伟大的作品。像我这样车载斗量的文人，自是写不出有分量的东西。我也就变了那公式的文章写法，在此期间，除了和《旅行杂志》，写了一篇无关痛痒的《蜀道难》而外，我另辟了一条路线去找材料。计在《新民报》发表的，有一篇极长的《牛马走》和一篇二十多万字的《第二条路》（后在上海出版，改名《傲霜花》），还有一篇二十多万字的《偶像》。接着《蜀道难》，给《旅行杂志》写了《负贩列传》（后来改名为《丹风街》）。这里所写的人物，都是趋重于生活问题的，尤其《牛马走》《第二条路》和《负贩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