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够理解塞穆斯的偏见。像任何新的技术发明一样，书写或许已经弱化了人类的力量，尽管其表面上是被取代和加强了。书写成了危险之术，因为它减弱了精神的力量，它给了人类一个僵化的灵魂，曲解的心智，一种矿物的记忆。
牧师仇视印刷术
当然，柏拉图写的是反语。柏拉图记下了他反对书写的理由。但是他也假托这些话是苏格拉底告诉他的，苏格拉底向来是只说不写（正因为他从未出书，所以他在学术争论中被人毁掉了）。现在，因为两个原因，无人再认同塞穆斯的偏见了。首先，我们知道书籍并不能使别人想我们之所想，正相反，书籍是一种激发更广阔思维的工具。只有在发明了书写之后，才有可能写出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那样的出于自发记忆（spontaneous memory）的杰作。其次，如果人们从前为了记事而训练其记忆力的话，那么，在书写发明之后，他们仍然可以为了记住书中所说而训练记忆。书籍挑战并改进了记忆力，而不是使记忆麻痹。不管怎么说，法老都是一种永恒恐惧的范例：即一种对新技术成就将杀死我们认定的珍贵而有益之事的恐惧。
我故意用了“杀死”这个动词，是因为大概1400年之后，雨果在其《巴黎圣母院》中讲到牧师克洛德·孚罗洛悲伤地看着他的教堂尖塔时（也用了这个词）。《巴黎圣母院》发生在印刷术发明后的15世纪。在此之前，手稿保存在少数文化精英们的手里，他们教给大众的东西，不外乎那些圣经故事、基督和圣徒的生平、道德戒律。即便是民族的史迹，或是最基本的地理和自然科学观念（如未知民族的性格以及药草或石头的功效），也是得自教堂的画像。中世纪的教堂就像一档永不可撼动的电视节目，仿佛可以告诉人们需知的一切，既针对其日常生活，也为他们的永生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