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还有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即历史考证与求真精神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在这个追求过程中，研究者自身要有否定成说、修正错误的勇气。赵先生关于武王克商之年的研究，反映了他在这方面的风范。1979年，他在《从天象上推断武王伐纣之年》一文中，提出公元前1057年说。后经反复研究，在1994年发表的《武王克商与西周诸王年代考》一文中，提出公元前1045年说。这种实事求是、不断探索的精神，在学术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求真，不仅敢于批评他人的失误，也应敢于纠正自己的成说。在这方面，研究者本人同他人应是平等的地位。这不仅仅关乎学人的个人风范，更重要的是关乎一个时代的学术风尚。赵先生关于武王克商年代之探讨的过程，在求真精神和学术风格上，都给予我们许多启示。
赵先生治史以考证见长，其成就与创获多关于中国古史领域。我限于学力和识见，不能概括其全貌，也难得窥见其精髓，只是就我现在所认识到的很少的一部分，说说我学习后的一点浅见。这使我感到愧对先生。最后，我想着重指出的是，赵先生的重考证之功，不只是贯穿于他的具体的历史研究之中，而且还把历史考证方法上升到理论认识的层面上来，使其具有普遍的方法论的意义。这集中地反映在赵先生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作者在此书的第四章“论考证”中，阐述了“做考证工作的几个步骤”、“如何进行考证工作”、“历史考证释疑”等问题。关于“如何进行考证工作”，作者从八个方面做了概括：一是搞考证要尽可能多地搜集资料；二是做考证工作应尽可能找第一手材料，不能以抄录第二、三手材料为满足，否则很容易致误；三是伪书既经前人鉴定做了断案，一定不要引用，作为证据；四是我国史书中的错误，有的是比较明显的，有的是不容易发现的，因此读书时必须细心，才能避免讹误；五是不要用很晚出的书里的材料来解释古代的历史和古礼；六是不要牵强附会，曲解材料，特别是不要滥用同音假借的办法；七是有人为了政治上的斗争，假借学术上的考证之名，只凭自己的主观想象，提出新的解释，而不坚持可靠的证据，虽可蒙骗于一时，假象终会被拆穿；八是做考证要十分小心谨慎，不要轻易下结论，应如朱熹所说，像“老吏断狱”一样，决不能草率从事。[16]此书还有附录10篇，是清人汪中、崔述、钱大昕，以及近人梁启超、王国维、陈垣等的考证之作举例。在考证之学已不大为人们所重视的今天，赵先生不考虑触犯世风的忌讳，力陈考证的重要和考证的做法，其志可谓壮矣，其意可谓深矣。历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指导，历史研究也离不开考证的功底。作者指出：“考证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一般说来，考证学不等于史学，研究历史也不一定都要搞考证，但它往往是历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17]诚哉斯言也。